翻译如同跨越边界

关于CSWS翻译“feminism”的案例研究

Min Dongchao

背景

从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进行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论著的翻译。尽管体验到翻译学术论著是个难干的活，但翻译问题于我，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或不是个理论问题。直到90年代末发生的有关翻译的两个“事件”，才引起我认真考虑翻译问题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一个“事件”是我参与讨论的一篇中译英、而后英译中的名为“女性主义哲学在中国”文章的讨论，[1]另一“事件”是参与了“海外中华妇女研究学会”（CSWS）在1994年和1997年进行的关于如何翻译女性主义(Feminism) 这一概念的讨论。[2]这两个事件使我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要进行富有成效的跨越语言、文化边界的对话，翻译问题是其中的关键。

然而，令我困惑的是，在翻译过程中什么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翻译仅仅是个‘寻找正确的词汇’的问题，还是要超越这一问题？如是，那又是什么问题呢？

带着这样的困惑，我进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发现翻译的概念已有相当的发展，它不仅涉及到翻译研究中对符号翻译过程的讨论，而且涉及到人类学文化翻译的争论。特别是文化翻译的观点，为我指出了一条走出困惑的路径，即：任何思想观念的阐释、解释和传播总是已经和权力关系及种种语言、地区和民众之间边界的不平等纠缠在一起(Asad, 1986; Niranjana, 1992; Costa, 2006)。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用海外中华妇女研究学会于1994年和1997年两次关于翻译“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辩论为案例，来展示翻译如同跨越边界的过程。当然，我所关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对词意的翻译，更不是技巧方面的问题，而是把翻译视为植根于不同语言文化中间的“译者”之间对话、协商的过程。这里，“两界之间”（in between）特指“自身或者一种文化同‘他者’或者另一种文化相遇，更重要的是相互碰撞的翻译空间”（Dingwaney，1995：8）。在此空间里，处于强势支配地位的语言和文化被“本土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诠释、重写、蜕变和颠覆。

 
海外中华妇女研究学会关于翻译“女性主义”概念的辩论

海外中华妇女研究学会（CSWS）是一个在美国的女性主义组织。1989年，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年会上，由来自不同专业（历史、社会学、比较文学和美国研究）的7位中国留学生发起并组织成立。

从CSWS建立之初，它的目标就很明确：推动国际学术届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促进中国妇女与各国妇女的学术交流；与国内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合作以便促进妇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在与国内的妇女研究界进行了初步的交流之后，她们了解到一些中国学者因对女性主义知之甚少所以从不自称是女性主义者，因此，学会的一些成员建议：“我们发现中国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和妇女研究没有明晰的了解，并且存在着矛盾的心理。因此，需要对西方女性主义做更多的研究，并且需要在海内外学者之间开展更多的交流”（Zhang with Xu，1995：37）。

海外中华妇女研究学会以此为自己的使命，在上世纪90年代组织了几个项目介绍和翻译西方女性主义和妇女研究。在1994年和1997年组织了翻译、研究出版了两本关于西方女性主义和妇女研究的著作。当时，作为该组织的成员，我曾直接参与了上述工作。在翻译和写作的过程中，学会成员之间通过电子邮件或者信件就如何翻译一些词汇，特别是 “feminism”这一概念展开了热烈地讨论。辩论涉及到学会成员对“feminism”词义的确定和妇女研究在中国与西方的区别等方面。下面，以1994年，特别是1997的网上辩论为例，来看翻译问题是如何在CSWS展开的。[3]

 
（a）1994年的讨论

上世纪90年代，也许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比喻莫过于接轨（与国际接轨）。这一形像的比喻建立在这样一种想象之上：中国长期以来被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当她回到国际社会之时，应改变自己的“轨道”，以便与“国际轨道”对接。在接轨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中国政府作出在1995年承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的决定。

不仅对国内的许多妇女组织，而且对CSWS来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都是发展中国的妇女研究非常重要的契机。于是，CSWS成员决定出版一部著作，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和妇女研究，并由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Dr·Bao担任编辑。

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后，大家很快就发现，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翻译西方女性主义的词汇。Dr·Bao建议大家尽可能地自己先翻译出来，将那些最难翻译的留在交稿时再进行讨论。为了将此书圆满完成，Dr·Bao还专程到国内咨询了英语系的教授和妇女研究的学者。

一年之后，书稿的撰写接近尾声，Bao接受了一位会员的建议，搞出一份新词汇索引，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有个统一的翻译，不至于造成混乱。她建议，如果作者的翻译与索引不同，请列出中、英文，并附上简短的解释。

作者们开始回应，于是由新词汇索引引起了关于翻译的讨论。在给大家的备忘录中，Bao提到：

“这个讨论不仅在于帮助我们提高这本书的质量，而且还会有助于我们理清在中国和西方进行妇女研究不同语境的认识”（Bao，备忘录，1994/10/3）。

大家很快就发现，在讨论的过程中，最难处理的是关于“feminism”的翻译。

追溯起来，“feminism”的概念在中国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二十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feminism”的概念进入中国。最初采用的翻译是“女权主义”，表达出了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强烈要求，反映了中西方妇女早期争取参政运动的历史背景。随着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衰退，妇女运动朝着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民族解放、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推动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于是，中国妇女的身份认同由全国妇联（ACWF）和其他国家组织的官方话语所确定。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彻底决裂，女权主义的理论和话语便成为一种禁忌。

当20世纪80年代国外的女权主义理论重新旅行到中国时，“feminism”再度出现在中国妇女研究的话语里。90年代，又出现了对此新的翻译“女性主义”，它强调的是性别差异而不仅仅是妇女的权利。普遍认为，“女性主义”较之早期的翻译“女权主义”包含了更丰富的文化、政治含义。“女性主义”的概念在香港和台湾则有更长的历史，90年代在大陆被广为采用。

尽管在索引里对“feminism”的翻译采用了“女性主义”，一些作者还是倾向于使用“女权主义”。她们强调，在西方的语境里，“feminism”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的高度政治化的概念，而“女性主义”则不能包含西方“女性主义”的全部意义（Liu，Index，1994）。然而，对立的观点则强调，“女权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部分，前者包含政治的涵义，后者则传达着妇女创建意识形态的思想，其中包括着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斗争。一位作者还认为，不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都不能涵盖西方“女权主义”非常丰富的意义，于是，她建议，一种解决的办法是我们每人都应该作出选择，并详细说明以便表明我们之间的不同（Wang，信件，1994/10/9）。

从大家对新词汇翻译索引关于“feminism”含义的回应可以看到，讨论所关注的是：“西方女权主义”是个已存在的概念，我们的翻译应抓住其本质。

令我惊讶的是，在讨论中，作者们对使用哪个词汇翻译是如此的忧虑不安。当我在国内从事有关妇女研究的翻译时，“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种翻译都曾使用过，但我从未特别考虑过使用哪个翻译。有时使用“女权主义”，因其是原初的译法并且已为中国的读者所熟悉；有时使用“女性主义”，是因为编辑们的要求。我认为，无论采用哪种翻译，读者总归有建立在各自文化知识背景上关于对“feminism”的理解。更进一步看，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面临的与“feminism”有关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怎样翻译它？而是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它？或许，如Dr·Bao所指出的，妇女研究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跨越的是这之间的政治的与文化的边界。

然而，当下我们必须要处理的是学会成员之间的不同观点。最后，Dr·Bao发给大家的备忘录中建议：在这部著作里使用“女性主义”的翻译，是因为大多数作者的意见，在这点上，我们需要作出一个民主的决定。她要求大家把同意的清单和意见寄给她。最后只有3票反对使用“女性主义”，因此，大家决定在书里采用这一翻译。这样，学术的、智识的和政治的问题就如此由选票做了决定。该书己于1995由三联书店出版。

 
（b）1997年的讨论

1997年，CSWS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组织翻译出版女性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项目，大约有20多个成员参与。与1994年项目不同的是，这次，绝大多数成员都可以使用email了。因此，作者们可以直接在网上互相联系，而不象过去那样只能与主编单线联系。结果是，成员们通过email在网上对有关女性主义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项目开始之后，翻译项目主编之一Dr·Wang在给大家的信中指出，一些投稿人强调“feminism”有着非常丰富的涵义，任何单个的中文词汇和解释都不能恰当地表述其复杂的内容。“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翻译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翻译时应该考虑产生该词汇的历史背景（Wang，电子邮件，1997）。简而言之，翻译被视为一个寻找与原文的意义相吻合的正确的词汇之过程。

1997年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两个议题展开的。

 
1、女权主义——一种政治进取追求/女性主义——一个学术概念或一种本质主义

在90年代的中国，把“feminism”译作女性主义成了一种新的趋势，但是与之不同地是，学会的一些成员更喜欢把它译作“女权主义”。她们认为，女权主义更强调一种积极地政治意味。在翻译时应当强调这一点，而“女性主义”则弱化了这方面的含义（Wei，电子邮件，30/5/1997）。然而，另一些作者则认为，“女性主义”似乎更具有学术性，这可能是台湾采用此种译法的原因，因为台湾的女权运动是在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学术界兴起的（Chau，电子邮件，1997/4/30）。

 为了进一步搞清女权主义的理论源头，Chau 还专门查阅了许多关于女权主义历史的文章和女权主义词典。由此，Chau认为问题不在于如何界定“feminism”而是（从字面上）如何翻译它：

“在西方，‘feminism’起初有很奇特的含义，我建议大家就该词的历史查阅女权主义思想词典。我认为像大多数‘主义’一样‘feminism’最初的意思是由一些反对女权主义的人杜撰出来的，他们想通过给此概念起一个荒谬的名字——妇女的或者女人味，对其加以嘲笑，而这与“feminism”的真正含义是相违背的。除非我们坚持一种文化女权主义的立场——因为两性之间存在先天差异，所以我们应该在享有男女平权的同时设立具有互补性的社会目标，否则就应该避免使用任何含有性别本质论意味的概念”（Chau，电子邮件，1997/4/30）。

与此同时，Dr·Wang同研究欧洲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Karen Offen一起探讨了“feminism”的起源问题。Offen给她的回答是：“如何翻译‘feminism’始终是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最完满的定义是‘一种旨在消除两性不平等的理论和实践’”（Offen ，电子邮件，1997/5/2）。当然，查字典、请教专家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历史，但这还是不能最终帮助我们解决翻译的问题。因此，对话转向了对中国语境的思考。

为了展示女权主义所包涵的政治意义，Wang追溯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她指出，在20世纪初期，女权主义思潮引进到中国。伴随着人们对欧美妇女参政运动的了解，女权主义变成了一个广泛盛行的概念。声称自己是进步和现代的男男女女们在提及“feminism”时，都期望认同女权主义。但问题是，为什么女权主义后来成了消极的概念？而女性主义在80年代中期之后变成流行的概念？Wang认为：

“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女性气质这一说法在这一时期出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女性学者采用女性本质论的概念挑战占主导地位的阶级范畴。而来自台湾的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与强调妇女的本质特征和需要的想法非常契合…”（Wang，电子邮件，1997/4/30）。

编辑1995年著作的Bao对Wang的观点有另外的看法，她认为翻译“feminism”时所持有的“政治姿态”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并将给中国妇女研究带来更多的问题：

“我承认我们需要强调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下“feminism”与政治的关系...，这样做非常重要——正如我们在1995年出版的书中已经清楚叙述地那样。但是，中国妇女权利丧失的原因是什么呢？...不要简单地关注妇女权利的丧失，即使在现今的中国，并非所有的妇女都以同样的方式确认这一点；或者都同意这样一个事实‘今日中国的妇女权利正在丧失’”（Bao，电子邮件，1997/4/30）。

另一位会员，也就中国妇女研究中关于本质论的问题提出异议：

“Wang已经把“女性主义”和本质论的结合做了极好的论证。然而，我感觉你贴的标签可能部分正确，但可能没有适当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多种涵义（Xu，电子邮件，1997/4/30）

的确，在这场讨论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妇女的历史？我们能给中国妇女研究中女性主义贴上诸如“本质论”等西方女权主义思想观念的标签吗？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妇女研究学者和实践者更喜欢“女性主义”这一翻译？可以想见的是，继续进行的讨论把关注点由西方的语境转移到了中国语境。

 
2、女权主义­——产生于西方语境？/女性主义——产生于中国语境？

该问题首先由Su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出：

“就个人而言，我更赞成整本书采用女权主义的翻译，因为这正是我所理解产生于西方语境的‘feminism’，并且也是中国所了解的‘feminism’。也许我的感觉有局限性，我有种印象，就是把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支撑，一些中国的学者想用其来确认这是她们的‘feminism’从而来回应西方的‘feminism’”（Su，电子邮件，1997/4/28）。

这里引起我注意地是，Su指出一些国内的学者把“feminism”界定为女性主义，以此与西方的女权主义相呼应。也就是说，对Su而言，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一些成员担心用女权主义表述西方的“feminism”和用女性主义表述中国的“feminism”的做法会强调妇女和女权主义者的分离，而且这种区分是由政府和一些妇女研究学者构造出来的；这种做法还会阻碍中国妇女同世界其他地方妇女之间对话并且由此破坏了“feminism”在中国的生长（Wang，电子邮件，1997/4/30）。Wang对Su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她建议：

“...加固女权主义并不一定会支持中国和西方的两分法（特别是如果我们不使用两个术语表述两种现象的话），但是可能对统治的话语建构起一种挑战”（Wang，电子邮件，1997/4/30）。

我们知道，词语会产生影响而非具有固定的含义（Rorty，1989）。Wang的上述言辞可能包涵着一层涵义，我们采用的翻译应该直接对中国妇女研究产生特有影响，而且Wang在这里使用了大写的WE，旨在强调CSWS在这些跨文化交流中所占据地决定性地位，（我在后面还要回到这一问题）。

 虽然参与该书的成员们关心这个议题，但最终还是采用了折中方案，因为她们感到，虽然探求世界妇女之间的差异很重要，但寻求妇女之间的共同的基础也是当务之急：

“我愿意尝试把两种翻译结合起来，这个想法比两年前强烈的多，因为在中国好像有许多人在这么做。虽然我对女性主义这一翻译带有本质论的倾向有所担忧，但也认识到“feminism”概念的流变性和复杂性，加之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使用女性主义是要表述她们的思想。因此，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案，在我的译文里使用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Zhang，电子邮件，1997/5/1）

Zhang提到台湾和中国大陆学者用女性主义的翻译是要“表述她们的思想”，而并不是仅用它来搞“中西二元对立”。那么，在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折中的做法可以解决“二元对立”的问题吗？由于当时时间紧迫，知识有限，我们不能够通过电子邮件来彻底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确一致认为“研究来自中国、台湾、97年前后的香港三种不同语境的‘feminism’的含义十分重要。”（Bao，电子邮件，1997/4/30）。

另一位作者，Xu，就“我们”（CSWS）关于如何翻译“feminism”的观点发表了如下见解：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feminism”在西方有着丰富多样的含义，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本书中用汉语使之标准化呢？如果我们打算在“feminism”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一条理论标准，那么我们在犯一个大的错误。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那样做…Wang曾指出“feminism”在中国有不同的翻译，但还没有一本书囊括这些不同的翻译，我们的书为什么不能成为第一本呢？（Xu，电子邮件，1997/4/30）。

Zhang用了一个“技术性的”注释对此做了回答，既然两种译法都是对同一个概念的表述，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我们还是应该达成一致，在这本书里采用一种翻译（Zhang，电子邮件，1/5/1997）。然而，在经历这么一场紧张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多数会员都感到在这本书中或保留或摈弃翻译的多样性已不是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在选择一种比喻，由此来表达中西方在“feminism”之间的差异，以及在CSWS成员中对它不同理解的。最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保留对“feminism”翻译的多种翻译。此书于1999年由三联出版社编辑出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CSWS所从事的翻译工作是一种“跨文化”模式。这场讨论首先关注西方语境中的定义，而后转到关注中国的语境。另外，还强调了“feminism”的多样性。我认为，这个变化的原因可能涉及到在CSWS成员和中国大陆妇女之间交流接触的增进。

 
重新思考翻译问题

一年之后，在我整理这些电子邮件、信件的时候，其中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关于翻译 ‘feminism’ 的讨论，其实不仅是个翻译的问题，它也是个理论的探讨”（Xu，电子邮件，1997/4/30）。为什么Xu认为这场争论不是关于翻译的争论呢？或许，她的意思是，我们关于翻译‘feminism’的讨论已远远超出了关于翻译的“语言对语言”（“language meets language”）的传统模式。的确，近年来，翻译研究中所争论的关键问题已从“我们如何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变成了“翻译是做什么的？它们到底如何传播以及如何引起反应？”（Simon，1996：7）。在这种观念之下，翻译被理解为与语言、话语、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挂钩的哲学的、政治的问题（Venuti，1992：6）。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把在CSWS中的讨论理解为一场关于翻译的争论。在讨论中，大家运用了各种策略，其中包括历史的回顾、理论的解释、语言的检测来协商构建“feminism”的涵义。

或许，我们应该从上述的讨论中引发出关于翻译是什么的进一步思考。通常，我们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寻找“正确”的词汇来对应原文中的相应的词汇，由此，原文中的原意可以由译文传达出来。然而，为了找到这一正确的词汇，我们就必须要尽量地理解原文的文化，因为意义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我们很有可能“迷失”在这种探索之中，因为，往往越是深入探讨原文文化的嵌入，就越难以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汇与概念。例如，在1997年的讨论中，一位CSWS成员作者查阅了Karen Offen关于女性主义的著作和女性主义思想的辞典，然后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女性主义的概念妇解思想。然而，尽管对这一新的翻译作出了颇有道理的解释，但没有人采纳这个建议。我想，一个原因是“妇女解放”在中国大陆有其特定的涵义和历史，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它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话语，如果用其来翻译“feminism”，将会带来一些误解与混乱。

显然，翻译“Feminism”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协商过程。一个概念的涵义不会只是仅靠着基于其语境的语言表达方式就能发现的。问题不是“在另外一种与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而是我们在何种范围内来考虑相应的概念，在此范围内建构我们自己的概念（Simon，1996）。一个概念的意义是不同的译者根据自身的价值判断协商建构出来。

如果我们认真地思考协商过程是如此地困难，可能就需要考虑文化的不可翻译性问题。在翻译“feminism”的过程中，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都已经被采用，不同的语境引导着读者选择合适的用法。正如Bassnett所指出的那样：“这里的问题是，读者将有一个建立在其自身文化语境基础上的概念，并且将依照特定的观点来使用”（Bassnett，1991：33）。事实上，尽管一些CSWS成员认为翻译成女权主义会使中、西feminism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文化是可翻译的），中国的读者们仍然选择建立在其文化语境上的翻译——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已经显示，由于女性主义的理论是从妇女被压迫的物质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民族志文本的政治尺度总是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其对它者的偶然的和相关的翻译的运用（Costa，2006）。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是，女性主义的思想、甚至feminism概念本身也是不同的或相互矛盾的。既然如此，翻译的过程是否是倾向于简单地追求相似性和简化到完全相同，或者反之，探索一种不同，这一问题只有靠在相互之间的张力和疏远之间保持一种有活力的关系才能解决（Ribeiro, 2004）。

如果重新考虑如何翻译“feminism”，翻译研究中关于“得与失”的观点，可能会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一旦承认两种语言中不存在相同之处，那么翻译过程中就可能碰到得与失的问题。”（Bassnett，1991：30）费尽心力地“找那个合适的词语”可能表明了海外的中国学者花费如此多的时间讨论在英译中“feminism”过程中所丢掉了的政治文化因素，而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什么可能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

总之，翻译不是一种中立的活动，它是文化和历史的具体体现。由译者的语汇和价值表现出来。那么，CSWS的译者们在英译中的过程中如何反映了她们的视角？译者的问题是我考虑的另一个问题。

 
谁是译者？

如果我们不再将翻译看作是一种隐蔽的实践，就要改变译者的‘隐身人’形象，将译者从隐蔽处显现出来。于是，翻译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把译者作为知识生产的角色来进行研究。“由研究译者开始，我们可以了解大量的东西，不但可以了解到单个的译者进行选择的标准，而且可以了解到这些标准如何反映了整个共同体的观点”（Bassnett，1991：xiii）。或许，我们想更进一步地了解谁在做这些翻译？在哪种网络里进行？社会影响又是如何？

说到此，CSWS的译者是谁？

该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住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一小部分在西方其他国家）。当80年代中期妇女研究中国正兴起的时候，该组织的许多成员去了美国并且在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女权主义、妇女研究的理论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组织成员处在不同文化、政治和语言的边界之间。那么，翻译的活动就需要她们跨越这些不同的边界。这种“居间”（in between）的处境涉及到一种新的表述观点的立场的建立。多年来，CSWS在这种处境之下进行了诸如翻译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著作、组织关于妇女研究和妇女与发展的学术研讨会等等计划。说到这儿，我想回到上文所提到的渗透在当代的文化交流之中“权力关系”的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该学会成员位于第一世界（美国）而不是在第三世界，于是“位置的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这一问题应当引起关注。

CSWS的一些成员认为她们的离散位置已经使自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这一处境也会增强她们作为中国反对话语的潜在的力量（Wang，1997）。但是，可能还有一种更有意义的方法来思考离散的和本土或“当地”的妇女研究学者之间关系。如另一些CSWS成员所指出的：

“‘当地人’可能诚心诚意将西方的经验普遍化，而‘外国/离散’人士，则对由话语决定的权力位置造成的潜在的不平等关系怀有恐惧，这也同样积极地支持着本土主义。进一步使情况复杂化的是，在‘全球女性主义’的时代，将在一地产生的语言和话语运用到另一地，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因此，下面的现象毫不奇怪：在‘为不发声者代言’的话语里，已具有特权的人宣称自己‘失语’，而已经失语的人则继续失语”（Bao, Xiaolan with Xu, Wu，2001：91-92）。

CSWS是位于美国的女性主义组织，并且从事与“理论旅行”有关的项目，对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理应更具批评的视野。沃尔特.米格诺鲁(Walter Mignolo)已告诫我们：“知识生产并不是与历史地理的位置的敏感性无关，在现代/殖民世界，这种历史位置已被权力的殖民化所塑型。无论在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研究经费、理论的旅行、四处漫游的和定居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殖民主义的权力的烙印，这些因素左右着人们的思考”（Mignolo，2000：185-186）。的确，自90年代初，CSWS绝大多数的研究项目是通过与国内的妇女研究学者合作完成的，但直到最近几年，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才被揭示出来（Min，1999；Bao with Xu，2001）。我们看到，CSWS大多数项目从福特基金会那里得到资金、知识与政治的支持，但应该注意到的是，福特基金会有其自身推进“全球女性主义”和“性别与发展”的议程，对此我们应有更深入地思考。在世界上，美国作为强势地位， 而英语又在国际上又具有霸权地位，这些都使得CSWS可以容易地获得资源并决定翻译介绍什么。例如，在翻译社会性别理论的过程中，对一些关键文献的选择，CSWS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毫不奇怪，在这些外来的影响中，美国的女性主义成为英语世界女性主义中压倒多数的资源。谁可以想象当今世界没有美国的女性主义的妇女/性别研究？推动这些美国的女性主义的流动和阻隔其他女性主义的流动，知识的生产和分配中的不平衡变得更为严重。如果说，在中国妇女研究领域中，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讨论已经迟到，那么，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没有旅行到中国呢？我们会发现，许多有色妇女的著作还没有耳闻（甚至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例如，Gloria Anzaldua，Angela Davis）；东欧、中东、印度和非洲的妇女研究或者女性主义在中国几乎沉寂；澳洲、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研究就更不用提了。因此，隐藏在女权主义思想全球流动、出版和活动背后的权力关系应该被揭露出来了。显然，在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领域，这是一个需要特别鼓励的新任务。

 
后记

对比1994年与1997在CSWS进行的讨论，我们就会发现，翻译如同跨越边界。1994年的讨论集中在对西方语境下女性主义的界定，而到了1997年则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绝大多数作者不但通过西方的运动，而且也透过中国的语境来理解女性主义，由此进一步强调女性主义的差异与多样性。我认为，这一变化主要是CSWS成员与国内妇女不断增进联系的结果。

联系到卡雷. 卡普兰（Caren Kaplan）曾经对跨国女性主义提出的问题“在这些妥协与协商之下的问题是认识到政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需要对普遍与特殊、相同与区别、家园与出走之间的有意义的张力进行理论概况”（Kaplan，1996：169）。为了在这些边界之间造成有意义的张力，对翻译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工作就应是跨越中国的边界。

在1997年的翻译项目之后，CSWS与国内妇女草根组织开始了新的合作项目。CSWS的角色由介绍国外理论培训国内人员变为参与赋权。这项工作虽然还是“与国际接轨”的一部分，但主要集中在通过与当地不同妇女群体的对话来与“当地”接轨，而不只是让“全球女性主义”流动到中国。这里，最重要的变化是与当地的合作者共享女性主义的参与原则。在这个原则基础上，CSWS的计划委员会充分尊重当地合作伙伴对工作坊的安排及邀请草根妇女参与的决定。当地妇女对工作坊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和作为同等力量的参与保证了这一项目的成功。

为了理解CSWS在90年代的这些变化，来自CSWS成员的解释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接受的妇女研究的训练。我们受到‘差异理论’的影响，它强调要认识在女性主义的互动中妇女经验的多样性的重要性” （Bao, Xiaolan with Xu, Wu，2001：91）。

经历了国内这种女性主义参与赋权的实践，一些CSWS成员认识到差异理论的重要性，她们强调如果认识不到理解妇女多种经历的重要性，就不能组织好这种工作坊。正是意识到女性主义互动中不平等权力关系和位置的政治问题，才导致了她们重新反思与国内合作者的关系，从而创造了工作坊里所有参加者的主体间的“接触区”（contact zone）（Bao, Xiaolan with Xu, Wu，2001）。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通讯的革命性发展及跨国机构的增长，理论旅行的速度与范围都达到空前未有的状况。其结果使得边界变为变化无常。在这种形势下，CSWS不得不放慢了跨界的速度并试图适应这快速变化的世界。

对译者来说，如今，把翻译简单地作为一种跨越边界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具有一种位于边界的能力。在此意义上，译者的作用不再是“在两边游走”（go-between），而是“处于两边”（get-between），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拿来拿去，而是如何处于中间（Ribeiro，2004），或者是走“中间道路”（middle way）（Rada，2005）。也许，在不断辨认出边界的同时跨越这些边界，正是我们所寻求的一种能力。

 
致谢

非常感谢Liz Stanley教授对此研究的鼓励与支持， Rada Ivekovic博士对此文章中肯的修改意见。最后还要感谢 CSWS两次关于翻译的讨论提供了我的案例研究内容。

 
该文部分首次在Inside the Translation Machine: Pro/Feminist Writings on Translation Issues in Women’s Studies (working paper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6-36, 1999上刊登，自此之后我对此问题又做了大量的研究。相关的研究请见我的另一篇文章“Duihua (Dialogue) in-between: a process of translating the term ‘feminism’ in China”， Interventions (forthcoming).

 
引文

Asad, Talal (1986),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es of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pp.141-164.

Bao, Xiaolan with Xu, Wu (2001), “Feminist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aspora and China”, in Ping-chun Hsiung, Maria Jaschok and Cecilia Milwertz with Red Chen (eds.), Chinese Women Organising: Cadres, Feminists, Muslims, Queers, Berg, Oxford and New York, pp.79-100.

Bassnett, Susan (1991)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Costa, Claudia de Lima (2006) “Lost (and found?) in translation: feminisms in hemispheric dialogue”, Latino Studies, 4, 62-78.

Dingwaney, Anuradha (1995) “Introduction: translating ‘Third World’ cultures”, in Anuradha Dingwaney and Carol Maier (ed.)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Text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ittsburgh and London: 3-15.

Ivekovic, Rada (2005) “Tansborder translting” , www.eurozin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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